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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奚懿上海杨浦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

在网络平台“打赏”主播属于赠与行为吗？

充值、“打赏”行为是否构成契约关系？

若发生纠纷，主播与平台之间是否有连带责任？……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与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组织专家学者，就上述网络虚拟环境中财产处分行为的效力界定——网络平台充值、“打赏”法律行为相关问题开展了专题研讨。让我们结合案情，一起来看看研讨会现场的智慧“碰撞”吧~

案情回顾

原告A与被告B系夫妻关系，被告D系被告C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主播。被告B在2016年至2019年间，使用被告C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的某网络直播平台观看直播，陆续充值6个账号（其中实名认证1个账号，1个他人姓名，其余并未实名认证，但可登陆），充值金额单笔少则10元，多则2万元，累计花费的金额约90万元。被告B充值后，通过这些账号进入被告D主播的直播间，观看直播并进行“打赏”。现原告A请求判令被告B在某直播平台上向主播充值、“打赏”的赠与行为无效，由被告C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及被告D主播共同返还原告90余万元。

一、充值、“打赏”的法律效果

有学者对“充值、'打赏'的法律效果”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解读，提出在网络平台上观看直播而进行充值、“打赏”，性质上属于《合同法》中没有规定的一种“无名合同”，类似于游戏合同。鉴于合同属无因性质，不论使用的是共同财产也好，个人财产也罢，不会对结果造成影响，也就无需考虑。

进而认为，直播行业是一种新业态，观看的人和直播的人有“相互的需求”，显然不是一种赠与，反而类似于赌博。而主播的收入和按劳分配是不完全相符合的，但性质上也应当属于劳动所得，可以定性为二次分配。充值后所获得的虚拟道具，应在法律上界定为一种物权，尽管其以数据所体现，但数据是手段，是通过网络将现实财产优化、扩充，成为“第三种财产”。至于充值、“打赏”的效力，宜主张有效，不存在退还的可能。

有学者认为

若要否定法律行为，必须在现有法律框架内提供法律依据。还有学者主张，网络直播的确是一种新业态，也涉及到利益的再次分配，但应当考虑利益平衡，不能简单认定其效力。

有法官认为

直播行业的兴起促进了互联网经济发展，有其重要的意义。从案件的行为模式上看，从充值到“打赏”有明显先后的递进关系，不应当认为充值依附于“打赏”。关于充值和“打赏”是否属于无权处分，则要结合充值次数、频率、金额，以及“打赏”是不是发生在夫妻共同相处的时间内等细节要素综合考量。

二、责任承担主体的认定

有学者认为

首先要将法律行为或者法律关系进行定性，然后才能就责任承担的主体进行判定。

生活中，有许多“打赏”行为，例如给小费、“打赏”街头艺人等，既可以作为情谊行为，也可以借助单方法律行为理论进行解决。我们生活中，还有微信“打赏”功能，这应该定性为赠与，合意一旦达成，就丧失了任意撤销权。但是在加入了平台这一主体后，就要考虑如何理顺互相之间的关系。

综合而言

在网络直播平台上充值、“打赏”形成一种混合契约，即多主体之间形成多个契约关系，平台和主播是混合的责任主体。至于虚拟货币的性质，应当界定为一种债权凭证比较合适。

有法官指出，法律关系的确定一定要建立在事实充分的基础之上。充值完成即表示交易结束，认定赠与存在困境。至于具体是何种法律关系，就要从无名合同及服务合同的条件构成上去判断。关于“打赏”的性质，要根据案件细节，特别是家庭收入状况，“打赏”的具体金额等因素来作出判断。

有法官认为

从各个主体承担的权利和义务及审判实践来看，主播不是当事人，主播与平台之间也不是劳动关系。平台和主播之间应构成一种平等主体之间的合作关系，适用《合同法》进行规范，作为一个共同体来对外承担责任。

三、充值、“打赏”的法律性质

有学者认为

网络直播日渐成为一种新业态，依照原有的逻辑方法，如何适用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网络充值、“打赏”与网络上发生买卖关系具有类似特点，均是获得对价或者说精神满足。充值是平台发出要约邀请，用户发出要约，平台进而承诺的一个合同缔结过程，充值完成，合同即完成。“打赏”为充值完成后用户所享有的权利。用户向平台发出缔结演艺服务合同的需求，平台提供互动方式，主播服务是平台各种项目中的一环，主播是第三方履行者。若仅有充值，没有“打赏”就失去了合同的目的意思，网络“打赏”所追求的就是一种精神获得感。这与线下是有区别的，若在线下“打赏”，则完全是一种赠与行为。

有学者认为

“打赏”金额应当作为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若金额畸高，会使家庭陷入困境，此时，法律应当介入调整，从公平角度入手，适当返还。有学者主张应当区别各种不同情况的“打赏”行为作出不同判断，例如微信“打赏”、街头“打赏”等。当然娱乐也是一种消费，例如购买照相机、旅行等，这些消费金额也不小，但应属于生活所需。

有法官指出

首先，应当从事实特征上来认定法律关系。充值行为类似于购买了超市卡（债权凭证），“打赏”行为就类似于买东西。理论上服务合同与赠与合同都可能构成，这时就要从细节上加以把握，如果附加了条件，如点歌，那就是服务合同；如果是随意性的给予，就属于赠与合同。其次，要做到交易安全与家庭关系之间的平衡。平台上主播的内容是否合法？如果不合法，可以直接认定无效；用户是否属于未成年人？如果是就需要对特殊主体进行保护；用户的家庭背景如何？是不是超出了合理的生活消费范围，是不是导致了家庭生活困难，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

对于相关案件处理，有的资深法官提出要从六个方面对全案进行把握：

◆ 第一，明确裁判理念，确立原则，几种价值发生冲突时哪种价值应当优先。可否依照公序良俗优先于交易安全，交易安全优先于夫妻关系，夫妻关系优先于网络发展的原则确立思路；

◆ 第二，准确定性，要以行为时的事实来判断其法律性质，特别是从平台实际提供哪些服务进行切入；

◆ 第三，理顺主体之间的关系，本案涉及到用户、主播、网络平台，可能还涉及到公会，他们之间的关系应当依据事实来明确；

◆第四，效力应当多方面分析，例如要看平台是不是提供了格式条款，而格式条款的有效性就要依据法律规定去审查；

◆ 第五，是不是构成无权处分，就要从用户的行为细节进行判断，比如是不是长期的，是少量还是大量的等；

◆ 第六，关于善意取得，就要看主播是不是支付了对价，支付了什么对价来判断。

综上所说，对于网络直播平台充值、“打赏”行为，法律应以总体不干涉为主，个别予以干涉调整为辅，既要严格适用法律，又要让社会公众所接受。

有的资深法官认为

充值行为与“打赏”行为是否独立应当进行甄别，目前能看出两个行为是能够区分开的，就应当作为两个独立的行为加以评价。就本案而言，首先，构成一个混合契约，责任主体之间的责任承担要根据合同来确定。主播与平台之间是否构成不真正连带责任，也值得考虑。其次，充值所兑换的虚拟货币具有债权凭证的属性。第三，本案案情系多次“打赏”，而非一次性大额的转移，不宜作为“婚外情”等违反公序良俗的情形来处理。

有的资深法官认为

对于案件的处理，要符合《民法典》颁布实施后民事案件的处理方向。要从法理与事理、法理与情理两个层面进行剖析：在法理与事理方面，要从案件细节把握，用户与平台之间成立的是服务合同关系，主播和平台成立的是一种合作合同关系，用户与主播则因为财产间无变化而不发生关系，若有返还事由，也是以平台的名义进行退款；在法理与情理方面，要符合百姓的价值观，如果金额非常巨大，则不能为百姓所接受。此外，关于有效性问题，则还要从格式条款、效力待定构成、意思表示瑕疵等方面入手综合考量。他进一步指出，司法审判要快速回应互联网模式下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促进互联网有序治理和网络相关行业的健康发展，实现司法裁判与现实生活的有效衔接。

来源｜中国上海司法智库

作者：奚懿

责任编辑 | 张巧雨

声明｜转载请注明来自“上海高院”

虚拟货币不能退款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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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回顾

一、充值、“打赏”的法律效果

二、责任承担主体的认定

三、充值、“打赏”的法律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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