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教育史上，办学时间最长的中学，非广益莫属。自1894年清川东道台批准成立广益书院，至今已近130年矣！

在广益中学校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非杨芳龄莫属。自1925年接任校长始，至1950年3月卸任，历时25年矣！

在广益中学历任校长中，对广益贡献最大者，非杨芳龄莫属。他将广益中学从一所教会学校，逐步转变为私立学校，并带领广益走向巅峰，成为当时重庆最著名的学校之一，与南开、育才鼎立！

1944年广益中学校舍

第一任华人校长

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英国伦敦基督教四川公谊会本着“百年树人”的愿望，经清庭川东道台黎庶昌批准，在市区下都邮街23号（今解放碑美美百货）创建广益书院。

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清朝政府下旨禁用“书院”名称，于是改称广益学堂。

经过几年发展，广益学堂名气日盛，自愿前来求学的人越来越多，原有的学堂已经不敷使用，于是当时的校长陶维义准备扩建学堂，请示公谊会得到批准后，开始募集建校资金。几个月后，就募资数万银元。于是在南岸崇文里（今黄桷垭）文峰塔东侧，购买尹家林地120亩，修建教学楼、宿舍、食堂、运动场和校门等。

1904年，广益学堂迁到南岸新址，更名为广益中学。校内升起英国国旗。当时，在读的学生总共只有40余人。

1925年5月30日，英国巡捕公然开枪屠杀手无寸铁的群众，打死十三人，重伤数十人，逮捕一百五十余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声援上海工人、学生的“五卅运动”很快席卷全国各地，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怒潮，北京、广州、南京、重庆、汉口等几十个大中城市，都举行了成千上万人的集会、游行示威和罢工、罢课、罢市。

广益中学的学生出于爱国主义义愤，也群起响应，形成学潮，集体罢课，要求驱逐洋人校长。迫于各方压力，基督教四川公谊会被迫改换校方领导，英国人校长陶维新解职离去，仓促之间，时任广益中学教务主任杨芳龄被推上代理校长的岗位。第二年，杨芳龄正式出任校长。

这是广益中学自开办以来，第一次任命华人当校长。

1925年广益中学英人校长陶维义（中）卸任，由国人杨芳龄（左）接任校长，董事长为杨国屏（右）

逐渐转为私立学校

也算是与广益有缘，杨芳龄出生于广益书院创办之年，即1894年，祖籍江西吉安，幼年时随母亲到重庆。他自幼聪颖好学，从私塾考入广益书院，再随书院的演变，进入南岸广益中学，是广益中学第五届毕业生。后由英国教会推荐，赴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1919年至1922年，赴英国伯明翰大学专攻教育学，未及毕业，即回国在广益中学任教英语，同时担任教务主任。

杨芳龄博学多才，尤长英文，酷爱体育，善处社会，接手广益中学时，已经任职教务主任几年，积累了一定的办学经验，加之在英国伯明翰大学攻读的教育理论，他立志要把广益中学办成重庆第一流的学校。

学潮中，学校停办半年。1926年2月杨芳龄正式到职任校长。开学时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校园内降下了英国国旗，升起了中国（中华民国）国旗。

随后，他展开了一系列去除教会影响的行动：取消《圣经》必修课，改为“三民主义”课；春、秋季均招生，改为初中新制三年；虽仍在用餐时祈祷，每周做礼拜，但已不属于校规，也不强制学生参加教会……

杨芳龄的目标，不仅仅是从形式上逐步消除教会学校的痕迹，而是要从实质上脱离教会的控制，将教会学校，逐步转变成私立中学。

这个目标很难。最尴尬的现实是，广益中学的办学经费，始终有很大一部分由教会支助。

为了使学校能够实现资金的自给自足，杨芳龄一方面不断提高学校的办学质量、扩大学校的影响力，并在此基础上，收取学生高昂的学费；另一方面，不停地加强与当时重庆政商两届的名人沟通，以争取他们的支持。比如，刘湘主政四川并驻扎重庆以后，杨芳龄与刘湘交往甚密，甚至被刘湘聘为高等顾问，出入刘湘官邸，备受各界注目；再比如，重庆军界的富豪范绍增，曾支助广益中学8000银元。

杨芳龄甚至成立了广益中学校董会，邀请重庆军政、教育、财经、实业各界有威望的人士为校董，通过校董会筹集办学经费。如重庆总商会会长汪云松，第十三师师长曾子唯，重庆“五老”之一、四川省长政务处处长李公度，重庆“五老”之一、辛亥革命元勋朱之洪，成都川康边防督办公署边务处长胡子昂，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民生公司董事长卢作孚，民生公司总经理、重庆轮船同业公会理事长邓华益，“猪鬃大王”古耕虞，重庆市市长杨森，重庆卫戌总司令部防空司令部副司令蒋逵，重庆市金库主任兼市奖券所所长潘昌猷等，都曾先后担任广益中学的校董。

1928年，广益中学更名为“重庆市私立广益中学校”，彻底与基督教四川公谊会脱离关系，成了由国人集资办学的私立中学校。

1935年广益中学田径运动会

“江巴学校之冠”

杨芳龄为广益中学提出的校训是：行远自迩，登高自卑。这句话出自《中庸》，意思是说，要想走很远的路，达到远大的目标，就必须从近处开始；要想登上高山之颠，一览众山小，就必须从山脚起步。

他管理学校的风格，突出一个“严”字。

这种严，首先体现在挑选教师的严格上。一方面，凡进广益中学的教师，必须经过杨芳龄亲自面试，并安排试讲，合格者才能录用。为了聘请好的教师，杨芳龄不惜投入重金，因而广益中学的教师很多都是当时的知名人士，如数学家何鲁、文学家碧野、著名作家姚雪垠、著名老夫子赖以庄、蒋介石的政治顾问文幼章（加拿大人）、书画名家杨济川、佘雪曼等。另一方面，对于已经聘用的教师，一旦发现不合格，就立即解聘。

这种严，也体现在对学生的严格管理上。学生不准不假外出；不准进出餐厅旅馆，抽烟酗酒玩耍；学校实行住读制，学生不准留客住宿；学生上课时校长、主任轮流到各教室查看；课余必须到运动场锻炼；学生进校一律着统一校服；全校不设痰盂，师生养成不吐痰的习惯；学生补考两科不及格，不得升学；学年考试四科不及格，留级；体育不及格者，留级；连留两级者，退学……学生实行淘汰制，中途被退学的学生比例很大。

通过一系列的严格管理，广益中学学生的成绩脱颖而出，在历界竞考、会考中，都名列全市中学的前茅，大学升学率达80%以上。

1928年秋，国民革命军21军军长刘湘亲授“江巴学校之冠”的匾额。

到陪都时期，广益中学更是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巅峰。一应实验设备、体育设备齐全，藏书达数万册，已成为当时重庆设备和环境最优越的学校之一，与清华、南开中学齐名。蒋介石曾两度到杨芳龄私宅拜访。重庆市长张笃伦与重庆警备司令部司令刘雨卿、副司令李根固，也曾到杨芳龄私宅作客。

广益中学事实上已经成为一所“贵族学校”，当时高级军政要员和财界大亨，纷纷把子女送到广益中学就读，包括陈立夫、陈果夫、何应钦、周至柔、范绍增、卢作孚、邓华益、邵子力、戴传贤、于右任、顾祝同、蒋廷黻、王陵基、端木恺等。

这所隐藏在南山密林之中的学校，名声大噪。

广益中学民主走廊至今仍在发挥着作用

升起重庆第一面五星红旗

广益中学背靠南山之巅的文峰塔。这座与广益中学朝夕相伴的文峰塔，被杨芳龄视为象征文化、文明、文雅之高峰，因此，他又将文峰塔作为广益中学的象征。

1949年11月下旬，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四面八方进入四川，南面几路大军逼近重庆。

28日凌晨，国民党罗广文部队，突然闯进学校，到处挖掘战壕、赶筑工事，扬言要在此死守三个月。当时，全校800师生的安全得不到保障，不知何去何从，在如此紧张的气氛中，杨芳龄镇定宣布：“如果家长派人来接，可以回家，不走的继续上课”。此时，教室外面的国民党部队一片忙乱，炮声、枪声越来越近。坚持上了两堂课，谁也无法真正“安心”了，杨芳龄只得安排全校师生员工躲进了防空洞……也有少数胆大的学生，溜出防空洞去打听“战况”。

1949年11月29日凌晨，当国、共两党政权更迭时，杨芳龄安排夫人杨茂模，根据“新华电台”上叙述的“四颗小星围绕着一颗大星在左角上”的形态，赶制了一面五星红旗。上午10点30分，在广益中学运动场的旗杆上，这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这是重庆市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

之后，杨芳龄于1950年3月被迫辞去校长之职，结束了长达25年的教育事业。1951年3月13日，在全国轰轰烈烈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杨芳龄以“历史反革命”罪含冤入狱，此后被判处无期徒刑，关进四川省南充监狱。1960年，杨芳龄在监狱中含冤去世。

杨芳龄先生及其夫人合影

历史 · 遗存

杨芳龄墓

位于广益中学旁，由拜台、墓碑、封土堆组成。拜台周围有围栏，由条石砌筑而成，拜台长3米，宽5米。墓碑呈一字型布局，高2.2米，宽2.65米。碑额上有浅浮雕花纹，碑上刻有“显考杨公芳龄之墓”。

杨芳龄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不但将广益中学建设成为当时重庆教学设备和环境最优越的学校之一，而且在1929至1933年期间，参与创办重庆大学，担任首届招生主考委员、校董委员、事务长。后为重大新校建设奔波操劳。

2013年，杨芳龄墓由重庆市南岸区政府公布为第二批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1907年广益中学足球队

黄桷垭文峰塔

位于南岸黄桷垭文峰段山顶，通高22.74米，建筑面积435.55㎡，占地面值246.53㎡。该塔为六边形、七级、密檐式砖塔。底层为条石加铁筋铸成，其余均为砖砌。进门从左侧沿石阶旋至二层，以上均为木梯至顶。塔内第一层设有佛龛，二至七层均开有窗洞。

该塔始建于清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翌年（公元1851年）建成。

2000年重庆市人民政府将其公布为第一批重庆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山舞银蛇，文峰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