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家住的俄式木屋就排在买卖街上，与透笼街隔道的也是一片俄式小平房，但要比我家住的房子破旧得很。我家的房子在文革前由房产维修所修过一次，而过道的俄式小平房从来没修过。

房子从没修过，路边的土却年年的长高，后来，房子的窗户大约和地面一平了。

我有几个同学住在那一趟小平房中，我去同学家玩，过道里没有电灯，黑得很，所以这趟房子的很多人在夏天都走窗户，窗户是朝街开的。

日久了，人走窗户，也成了见怪不怪的事。

这趟房子里住着一个老太太，“文革”时这个老太太就近八十岁，行动当然也就不便，也就没法走窗户了。

老太太无夫、无儿、无女，也便没有收入。

象这样的老人，社会主义是要管的，街道上每月发给她一些生活费，大家都说她是“五保户”。

直到今天，“五保户”都是哪“五保”我也没弄明白，但我看到她能吃饱，精神也还爽。

谁也不知道老人的来历，我想连派出所也不知道。

老太太在晚年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常见她扎着红袖标，手里柱着红缨枪在院里来回走动，“共产党让我吃饱穿暖，我也要保卫无产阶级革命政权”。有人没人时她总喃喃自语。

每个大院都有组长。是“族长”还是“组长”我也弄不清，反正组长很有权威。我们院里的“老组长”很善良，对我家这样的祖辈有些问题的住户很照顾，派出所来了解情况时都说：“老王家不是坏分子”，这样，虽也有些白眼，但还是能和邻里平和的相处，我和院里的孩子们也能打成一片的玩耍。

过道那个大院里的组长可能很革命，所以常常揪出一两个坏分子出来斗一斗，戴上纸糊的高帽在院门前“游街”。

每当这时，“五保户”总是跟在组长的身后，组长愤恨地举手喊口号，她也跟着愤恨地举手喊。

文化大革命中期，人们都很忙了，忙什么，不知道。“五保户”老太太的身体也大不如从前，很少出来跟着革命了，人们也没太在意。

我和一些同学在学雷锋活动中帮助“五保户”干过几次家务活。她的家很小，也没什么家俱，更没有多少阳光，所以有一股潮湿发霉的气味。

“五保户”老太太的身体越来越坏，最后躺在床上不进食水了。

一天清早，有人满街筒子喊：“‘五保户’死了。”

很多人围在“五保户”家的窗前，等了许久，派出所管片的民警来了，火葬场也来了一辆灵车，“让开，让开。”民警说话总是很高亢和很有权威，他和几个年长的男人进屋把“五保户”抬上灵车，“把她的被褥拿出去烧了。”组长招呼着，大家七手八脚地把“五保户”的旧衣物，被子抱出来，有几个人去卷她的褥子，

当褥子卷到四分之一的时候，大家听到褥子底下发出轻轻的金属的响声，当褥子完全卷起来的时候，站在窗口、屋里的人都呆呆地不动了。

褥子底下，满满地铺着一床的银元。

呆呆的有一刻钟，民警喊着：“都散了，都散了。”显然嗓子有些变调了。

大家感到事情的重大，但没有敢停留的，都悄悄地走掉了。

后来，银元到哪里去了，我没听说。但我想是交到派出所，由派出所交给他们的上级了。“五保户”是什么人，从哪里来的，谁也不知道。

但“五保户”老太太确去了她该去的地方，化作一楼青烟，无声无息地散在这座大都市的上空。

1996年冬于新居